我院“人才培养专项（出国）基金”举行首次英语交流能力测评

（二）宪法思维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尽管有不少学科的学者服务于社会的方式是将其理论直接运用于社会，但宪法学家则必须以宪法为媒介，将其理论间接地运用于社会生活，而不能抛开宪法规范径直地运用理论。

但因为恣意公式过于宽松，只有当差别对待的非客观性很明确时，[12]才能认定其是恣意的，违反平等权，所以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又发展出新公式对差别对待是否合理进行审查。[19] 许宗力：《从大法官解释看平等原则与违宪审查》，载《法与国家权力（二）》，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0页。

[5]同理，对于每天开车上班的人，购买车辆也与其劳动权联系在一起。比例原则的审查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首先，差别对待是否追求正当的目的。同时考虑到购置车辆也具有行动自由的性质，所以此处作为平等权基础的自由权，也具有较高的宪法价值。人显然要比非北京户籍人员更为抽象，因此，第二层差别对待更容易被认定为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如果要论证其具有合宪性，就需要更强的理由。作者简介：田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研究生。

例如，北京市政府规定摇号购车，而上海市并没有施行这一政策，这里存在一种差别，但这种差别对待不是由同一机关作出的，所以北京市居民并不能主张其侵害平等权。相同事物相同对待是平等权最基本的要求，而摇号购车中的差别对待是否构成了对平等权的侵害，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唯有如此，才不仅能够确立战略（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终极目标），更能与时俱进、审时度势，巧妙灵活地确立、运用战术（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具体方法）。

在此，我们把文化形成的历史比喻成物体的质量，以说明文化传统的特性。因此，学者既要表达真理以改造社会，又要考虑政治社会的现实状况，这就要求其表达必须具有高超的技艺。哲人的（今天意义上的学者）使命首先在于探讨并告诉人们超越于政治的理想生活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说，这种使命就是学术追求，即不考虑现实中的任何因素，在理论上探讨理想生活的原型。这与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权力配置方式有着本质区别。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中心，以解释、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问题为己任，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就身份而言，作为学者的宪法学家当然具有学术追求的使命。

自1970年代后，社会科学的应用性和现实性不断增强，出现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新的知识产生方式，取代了以往以学科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式。正是在上述意义上，以客观性、必然性、同一性、普适性为基础的宪法共识，来源于对宪法进行的事实判断，而差异性则源于对宪法进行的价值抉择。因此，确认与保障人权是中国宪法的重要功能。为解决这一理论困境，宪法学所能做的首先是求教于历史经验{8}，丰富宪法经验材料，扩大宪法学的研究对象，提高宪法学的逼真性。

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应有之意。1．传统文化：国情的历史之维人是文化的动物，由特定文化传统所决定。但现实政治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甚至是非理性的，因而没有纯粹的正义，并且每一种社会秩序都根本有别于自然状态。这是因为，当形而上学的权利在进人El常生活时，就像光线在穿过厚厚的介质一样，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它们笔直的线路被扭曲了，既然社会的目标有着最大可能的复杂性，原初的人权就无法坚持在原先方向上的那种简洁性了，[这些权利]在形而上学上有多么真切，它们在道德和政治上就有多么虚假。

[1]在这一意义上，对宪法学的理解以及对宪法学家的定位，都必须首先寻求对总体哲学的理解，而古典哲学则是最为纯正的总体哲学。宪法把这些经验、宗旨、目标、思想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这种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

其次是下降（回到洞穴）战术，即回归政治，改良政治，指引人的生活，用现代话语来讲，就是学者的政治担当。宪法规范国家权力，就是试图抑制国家权力的恶，发扬国家权力的善，使其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因此，审慎要求遵循中道，而中道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相互妥协。作为整体，宪法学本身就是哲学。（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M].程志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23.） 进入专题： 古典政治哲人 宪法学家 学术追求 政治担当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理解民主政治所立基的中国国情及其特殊性。因此，文化也会成为历史的包袱。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宪法是什么做一个统而概之的回答，因而是个客观共识问题。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古典政治哲人深刻地认识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因为哲学是一种力图以‘真理取代‘意见的知性活动，但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G]．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6:80.)[4]波普尔认为：我们是真理的探索者，而不是真理的占有者。

[13]尽管如此，但为了维持最基本的价值与秩序，不可能暴风骤雨式地卸下这一包袱，而必须背上它慢慢前行，在适当的时候，不知不觉、一点一滴地卸下包袱中的旧东西，并填充新东西。本文将宪法思维界定为运用宪法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

党的十七大即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然而，共产党自革命之日起，就充分理解民权、民生、民族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民生是民族的根本动力，民族是民生的必要条件。

然而，基于宪法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又必须在事实判断基础上探求宪法的价值抉择，而不是本末倒置地以价值判断为基础构建宪法共识。而能否实现人大制度的价值与功能，促进人大制度的有效运行，是判断解释、构建、完善、说明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因此在逻辑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式。[10]文化是特定民族在特定历史传统下的生活样法。

笔者以为，正当性、基本功能、根本制度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规定性。同时，宪法肯定国家的民主性质，规定国家的民主制度，明确人民的民主权利，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法律基础。

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合理疏导社会矛盾，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围绕中国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此外，宪法不仅是传统的产物，不仅以现实世界作为其主要作用场域，而且宪法还关注未来。由于意见对维系社会秩序是必须的，因而在这一意义上，不合理的意见具有了合理性。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25.）[10]文化仿佛是人类生活实践的‘内面，外部世界必须象征性或者‘理论性地被描摹在上面。宪法是制宪过程中人民共识的产物，是社会各阶层相互妥协的结果，体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并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渠道。{21}后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民主作为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与国家政治形态。这两类人在圣奥古斯丁眼里其实是一回事。

只有这样，才能交流、沟通与对话，从而实现理论对社会的有效关怀。社会生活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理论的实现也必须循序渐进。

1．正视现实是政治智慧的源泉宪法学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解决现实问题，不仅要有成熟的理论，更须正视现实。历史包括过去、现在与未来。

它从人的角度观察世界、用人的思想思考世界，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转换为权利义务关系，通过保障人权实现宪法自身的价值。但对宪法应该是什么只能基于特定语境做具体回答，因而是个地方性价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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